中科院计算所50周年所庆:历史与现实的抉择

顶一下0)    打印该页发布时间:2007-9-4 1:40:00  来自:长沙创思  点击: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是我国最早创建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从1956年筹备之期算起,到现在已有50年的历史。"五十而知天命",当中国计算机事业面临历史与现实的抉择时,经过了"而立"和"不惑"之年的计算所,能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哪些有益的启示?
 
   本报记者 计红梅

  2006年10月25日是个好日子。这一天,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计算所)要举行50周年庆典。在此之际,让我们重温计算所50年来风风雨雨的发展历程。
 
   正如计算所所长李国杰所说:"计算所50年的发展史是中国科技工作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认真总结计算所发展的经验,从中受到启发,对今后制定正确的科技发展战略与策略,特别是对国家科研机构今后健康持续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回顾这段历史,正是为了增强我们驾驭未来的能力,作出更好的抉择,推动历史继续向前发展。
 
   摇篮的诞生
 
   计算所的筹建为我国发展计算机事业培育了第一批种子队伍,谱写了我国计算机创业的历史篇章。几十年的发展使我国各部门的科研实力有了可观的进步,但面对计算机领域的新挑战,科技工作者所处的形势其实与1956年成立计算所时差不多。回顾40多年前的计算机创业史,让人们再次感到"先集中,后分散"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夏培肃院士是计算所一位元老级人物。1952年秋天的那个晚上,有她永难忘怀的一段记忆。那天,当时还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的闵乃大与其助手王传英和刚从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的夏培肃一起拜访了时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华罗庚教授,商谈在中国开展电子计算机研究的事宜。
 
   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一个崭新的、充满发展前景的科技领域由此展现在人们面前。1947和1948年两年间,华罗庚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任访问学者,与有"电子计算机之父"之称的冯·诺伊曼等人相熟。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有关的学术问题。华罗庚那时就盘算着回国后也要在中国开展电子计算机的工作。在那个秋天的晚上,经过短暂的交流,华罗庚同意由闵乃大、夏培肃和王传英在数学所成立一个电子计算机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成了我国计算技术的拓荒者。
 
   1956年年初,我国开始启动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此时,电子计算机已经引起中央的重视,被列入规划范畴。据夏培肃回忆,1956年4月,她和从丹麦回国的同事吴几康一起,到规划所在地--北京西郊宾馆报到。计算技术的规划和数学规划在同一组,而这个规划组的组长正是华罗庚。在讨论规划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发展我国计算技术,规划组成员之间有相当大的分歧。有人主张同时在多个单位都开展计算技术的工作,后来华罗庚提出"先集中,后分散"的主张,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这个意见就成了拟订规划的原则。
 
   "'先集中攻坚,后分散展开'的原则及其组织实施,事实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效祥在回忆往事时,对这种全国大协作的精神赞赏有加。在制定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被列为四大紧急措施之一。经国务院批准,1956年8月25日,成立了由华罗庚任主任委员的中科院计算所筹备委员会。当时,国内懂计算机的人很少。筹委会正是按照"先集中,后分散"的组建原则,以中国科学院为主,在计算所集中了当时二机部、总参三部、高教部和国防部五院等来自全国的科技力量,孕育了我国计算机事业的摇篮。而且,也正是在这种集团作战的优势下,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先驱们才能在1956年到1959年三年时间里,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和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04机。
 
   和张效祥一样,李国杰也认为,面对计算机领域的新挑战,比如高性能的CPU芯片、下一代的信息网格、量子与生物计算等等,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所处的形势其实与1956年成立计算所时差不多,全国真正内行的人很少。但是,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已成为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障碍。"先集中,后分散"这一发展战略,对解决当前我国计算机事业面临的严重挑战,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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